賈平凹談文學翻譯

　　得知賈平凹先生的短篇小說《倒流河》榮獲第十六屆百花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并且他本人將從陜西專程前來天津領獎的消息，我在第一時間給他發(fā)去短信，詢問能否借助來天津領獎之際，與他見上一面?我知道賈平凹先生平時文學活動繁忙，加之個人創(chuàng)作時間寶貴，即便是來領獎，肯定也是來去匆匆，不會有太多的空閑接待客人。

　　出乎我的意料，賈平凹先生不僅很快回復了短信，而且答應可以在天津見面。他向我告知了航班時間，讓我在他來津的當天晚上7點鐘，在賓館大堂等他。說來有趣，我和賈平凹先生建立起聯(lián)系，已經有五六年的時間，緣由是我們共同關注中國文學作品的對外翻譯工作：賈平凹先生是著名作家，而我是學習英語出身，這幾年來，我們一直通過短信交流、溝通。這次如果能有機會與賈平凹先生當面交談，于我來說將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

　　盛夏的天津，云淡風輕，綠蔭與繁花處處。6月26日晚7點，我準時在賓館大堂等候賈平凹先生;將近7點半，賈平凹在接待者的簇擁下進入賓館，我立刻迎上前去與他握手寒暄，并報上姓名。在辦好入住手續(xù)后，我和賈平凹先生一起來到房間。我們雖是初次見面，但由于之前已有多年聯(lián)系，此時相見全無陌生感。

　　早在2013年，為紀念孫犁先生誕辰100周年，《天津日報》文藝副刊策劃了多期紀念專版，我代表編輯部向賈平凹先生約稿，他欣然應允，三天內便完成了飽含深情的《我見到的孫犁》一文，表達了他對孫犁先生人品與文品的崇高禮贊。又如，2014年3月，我加入中國翻譯協(xié)會后，給親朋好友發(fā)短信告知，沒想到第一個回復信息的竟是賈平凹先生，他向我表示祝賀。我之所以向賈平凹先生匯報，是因為我在申報期間，曾跟他提及此事，他對我提出的“中西比較翻譯”話題很感興趣，他這樣快地回復短信，足見對翻譯工作的重視。中國翻譯協(xié)會這些年致力于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2013年，中國翻譯協(xié)會曾舉辦中國當代優(yōu)秀作品國際翻譯大賽，面向海內外征集優(yōu)秀翻譯作品，題目中就有賈平凹的獲獎作品《倒流河》。當時，我還請他關注大賽中涌現(xiàn)出的優(yōu)秀譯作。

　　在房間稍事休息后，我首先向賈平凹先生多年來對《天津日報》文藝副刊的支持表示感謝，并希望他今后繼續(xù)為我們寫稿。賈平凹先生笑著表示，有了作品一定會寄給你們。他說，這是他第二次來天津，三十年前，他曾專程來到天津看望尊敬的孫犁先生，那次見面，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隨后，我們便將話題轉向了翻譯方面。我知道，賈平凹先生非常關注中國文學如何走向世界，也一直致力于文學作品的對外翻譯工作。而我則出于英語專業(yè)出身的本能、興趣與愛好，近些年也始終關注著我國作家的作品翻譯，并與他們保持著聯(lián)系，探討相關的專業(yè)問題。比如，如何建立完善的中外合作翻譯模式、如何提高中文小說英譯本完整度等等。

　　于是，我與賈平凹先生的對話，就圍繞著我所鉆研的“中西比較翻譯”而展開。我希望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多聽聽賈平凹先生的觀點和想法。

　　賈平凹先生仍然比較關心中國作家的作品翻譯工作，他向我提問：都說在文學翻譯中，英譯漢工作相對容易，而漢譯英工作量更大，也更困難，是這樣的嗎?

　　我根據(jù)著名翻譯家、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原院長劉士聰教授的觀點回答說：文學翻譯遠非應用文翻譯，文學作品是用一種語言創(chuàng)造出來的具有獨特意蘊的藝術。因此，文學翻譯最重要的是要傳遞原作中的藝術意境和字里行間蘊含的精神旨歸。所以，為了使翻譯作品能夠最大限度地被一國讀者所接受，應該由譯入語為母語的譯者進行文學翻譯，即英譯漢的工作應當由中國人完成，而漢譯英的工作則應由外國譯者承擔。可惜的是，屬于表意文字的漢字對于外國人來說太過復雜，他們不能系統(tǒng)而深入地認識漢字、領會字面背后蘊藏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因此，漢譯英的高深工作于外國譯者而言更是難上加上。

　　之前，我和賈平凹先生曾就這個問題做過交流。我說，可以通過中外翻譯家進行合作的模式解決中國文學作品走出去的難題。在這種跨國合作中，我們需要中方譯者擁有更高的素質。這里的素質不僅僅是指翻譯過程中的技巧與方法，更是要求中方譯者對中文作品的全面深入的理解：因為中方譯者需要向外國譯者說明文本中所蘊含的多層次的思想內涵。翻譯世界中并不缺乏完美的中外合作模式，例如：楊憲益和戴乃迭(Gladys Yang)、沙博理(Sidney Shapiro)和鳳子、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林麗君等，都是極具默契與水平的跨國合作典范。我還曾以類似模式進行過嘗試，合作翻譯了滕云先生的《孫犁十四章》的目錄，因為文學翻譯的本身難度，我感覺到翻譯過程充滿艱辛。但是我確信，對于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翻譯，中外譯者合作的模式是一個有效的途徑。

　　賈平凹先生聽后點點頭，又說：我自己的作品翻譯出去一些，影響不是很大，我看西方人未必喜歡中國作品。這就更需要將優(yōu)秀的中國文學作品，以更好、更準確、更豐滿的翻譯文本呈現(xiàn)在外國讀者面前。

　　我讀過賈平凹先生的一些作品，理解他這番話的深意，便將英美文學權威、南開大學原外文系主任常耀信教授的見解，作為回答：西方的意識世界建立在“原罪”的基礎之上，當然文學與文化也不能避免。其文學文化建立在“人性本惡”的基礎之上，雖然有許多蘊含美好道德水準的作品不斷面世，但到了當代，西方文學發(fā)展中出現(xiàn)了向負面、消極方向傾斜的作品。仿佛是一種“此消彼長”，物質生活愈優(yōu)厚，精神愈加貧乏。而我國的文學傳統(tǒng)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礎之上，文學創(chuàng)作多是勸人向上、向善、向往光明。

　　正是因為中西方在價值觀方面存在較大差異，西方輿論對我們的價值觀并不能完全認同。但是世界文化應當“求同存異”而決不能完全同化。因此，面對西方世界對于我們文化、意識的不理解與不認同，我們要始終認清并保持自身優(yōu)勢，不迷茫亦不自傲，這樣才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保持本質、特色與優(yōu)勢。

　　賈平凹先生曾就“什么樣的中國故事值得被翻譯?”發(fā)表見解，認為翻譯家是人類精神力量的傳遞者，而如何選擇有價值的作品進行翻譯與傳播更是至關重要。

　　關于這個問題，我曾記下孫犁先生的一段話：“中國出版外國文學作品所選的是各國的進步文化成果，并不去找人家的落后或陰暗面也。但國外有些出版商或讀者，對中國有這種想法，是很有可能的。從他們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中，是可以看到這一點的。”著名翻譯家葛浩文也曾遺憾地表示，他所翻譯的作品對讓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國是沒有助益的。當然，我們更不能為了作品能被翻譯到外國、被外國讀者接受而創(chuàng)作。孫犁先生說：“我們不能提倡媚外文學。在三十年代，魯迅把那種討好外國人，以洋人的愛好為創(chuàng)作標準的文學，稱作‘西崽像’的文學。”

　　可以說，通過高水平的翻譯讓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仍在努力。我國的文學組織機構也在積極搭建平臺，向外推介中國作家和作品。2013年10月，賈平凹先生參加了法蘭克福書展，帶去了中文版《廢都》、《帶燈》等作品。2014年8月，相關部門組織了由16個國家的30位漢學家參加的第三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賈平凹先生在會上做了專題發(fā)言。最終，與會嘉賓形成共識：文學最終還應該擁有力量去呼喚人類積極的美德，而中華文明將以“明燈”般的精神文明形態(tài)照亮人性之美。只有這樣，才能夠使人類文明更趨完善，更趨近“文明”一詞的古義——富文采而光明。

　　我和賈平凹先生的這次見面，談到的其實是一個很深奧的文學話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談話激勵著我繼續(xù)學習與進步。從請我進屋到送我出門，賈平凹先生像老熟人般地熱絡親切。我認為，我們之間的這種緣分與了解，不僅源自他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建樹以及對孫犁先生的景仰，更源于他自覺肩負的文化責任與擔當。